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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至今的宋代醫籍中有很多關于灸法的記載,為今人探究灸法的理論特色、臨證應用提供了依據,也為當代灸法治療疾病提供了借鑒——

宋代灸法特色

時間:2019-08-26 來源:中國中醫藥報4版 作者:薛泰騎 席榕 陳鑫 周妍 周藝巍 張聰

  通過研究發現,宋代刻印了多本涉及灸法的書籍,如《扁鵲心書》《針灸資生經》《灸膏肓腧穴法》《備急灸法》《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太平圣惠方》《圣濟總錄》。上述書籍均保存完好并流傳至今,能夠完整反映宋代灸法特色的原貌,故從文獻角度探究宋代灸法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現以上述7本宋代涉及灸法的書籍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宋代灸法特色。

灸量宜足

  艾灸劑量的多少是影響治療效果的重要因素。宋代尤其重視艾灸的劑量。宋代醫家認為灸量足才能達到驅邪扶正的功效。

  《扁鵲心書》引《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云:“凡大病宜灸臍下五百壯,補接真氣,即此法也”宋代艾灸壯數多則百壯甚至千壯。當然,灸量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根據疾病性質和部位辨證選量。本研究顯示,宋代對于虛證、重證、寒證施灸的壯數多。例如,《針灸資生經·虛損篇》云:“凡此等疾,皆刺灸之,多至五百壯,少至二三百壯”。《備急灸法》云:“每患一個瘡,或灸三百壯,五百壯,至一二千壯方得愈者”;《圣濟總錄·卷第一百九十二》云:“心痛暴惡風。灸巨闕百壯”;《灸膏肓腧穴法》云:“灸兩胛中各一處,至六百壯,多至千壯”。但對于熱證、輕證及小兒疾病的艾灸壯數需相應減少,如《針灸資生經》引用《千金》云:“凡言壯數者,若丁壯、病根深篤可倍于方數,老少羸弱可減半”。

  從灸量演變的角度看,參考隋唐時期以及金元明清時期的醫學著作可發現,隋唐時期灸量多以幾壯、幾十壯或“隨年壯”進行規定。宋之后各朝代則繼承了宋代灸量宜足,辨證選量的思想;明代《針灸大成》云:“皆視其病之輕重而用之,不可泥一說,而不通其變也”。可以看出,在唐代灸法理論的基礎上,宋代認為施灸量宜足,同時需辨證選量,對于寒證、重證應增加劑量以保證灸量,而對于輕證、熱證則可在灸量足的前提下減少劑量。

  灸量宜足的理論從宋代開始逐步形成并影響著后世醫家。目前對于灸量大小的研究頗多,顧一煌等在不同劑量對運動后的小鼠血清肌酸激酶影響的實驗中發現,灸量的多少影響血清中肌酸激酶的含量。周小平等在熱敏灸不同灸量治療椎動脈型頸椎病隨機對照研究中發現,飽和灸小組相比于常規灸量組的患者臨床療效明顯提高。從動物實驗和臨床觀察可看出,灸量宜足對于臨床治療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和價值。

灸藥并用

  宋代推崇艾灸和藥物并用。通過艾灸搭配方藥內服、藥餅以及藥粉外用的方式,發揮兩者最大功效。《扁鵲心書》中關于灸藥并用的論述達數十條,并附方首。《備急灸法》中同樣載方首。《針灸資生經》中也提出針灸須藥這一思想,王執中引用《千金》云:“藥不針灸,亦非良醫也”,并在《針灸資生經》列舉灸藥并用的案例。宋代醫家創造性發明了多種藥餅,極大地豐富了施灸材料。不僅有隔鹽灸,隔姜灸,也有隔柏皮灸,隔莨菪根灸等。隔物灸的使用在增加藥效的同時,使艾炷散發的熱力更加均勻、溫和,減少了患者的不適感。

  除了隔物灸,《備急灸法》中聞人氏提出對神志不清的患者使用艾灸并搭配皂角吹入鼻中,以增加開竅醒神的作用。可見在施灸的同時搭配藥物,既能取長補短,增加療效,也可拓寬艾灸的適用范圍。

熱證可灸

  《傷寒論》第116條有“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張仲景認為艾灸火力雖小,但是作用于人體傷津耗血,不可輕易對陰傷的患者使用。受張仲景影響,許多醫家認為艾乃純陽之物,多灸易傷津耗血,因此不適用于熱證。然而,我們研究所涉及的宋代文獻均有涉及熱證施灸條文的。《太平圣惠方》提出熱證可灸,其云:“小兒熱毒風盛,眼睛痛,灸手中指本節頭三壯,各拳尖也”;《圣濟總錄·卷第一百九十二治熱病灸刺法》也記載了熱病施灸的條文:“熱病汗不出,上髓孔最主之。”《千金藥方》云:“臂厥熱病汗不出皆灸刺之此穴可以出汗。”《備急灸法》在諸發等癥中也提及疔瘡等熱證可灸,并且需早灸。醫家認為通過艾灸可使熱邪從體內散出,達到引邪外出的作用。同時艾灸能通經活絡,使氣血暢通,則瘀滯之熱毒可隨氣血流行,從而達到散熱解毒之效。《扁鵲心書》云:“中年以上之人,口干舌燥,乃腎水不生津液也,灸關元三百壯,若誤服涼藥,必傷脾胃而死”。其思想與《黃帝內經》“陽生陰長,陽殺陰藏”不謀而合,認為通過溫補陽氣可以達到陽中求陰,陰得陽助,源泉不絕的目的。

  后世醫家在宋代熱證可灸的理論上不斷完善發展,在金元和明清時期達到了頂峰。現階段許多研究者對于熱證是否可灸進行了動物實驗和臨床觀察。唐照亮等對熱證小鼠艾灸發現灸治具有抗炎、抗病毒,抗感染的功效。蔡圣朝總結并發表周楣聲“熱證貴灸”的學術思想,指出艾灸可治療紅眼病、疔瘡、菌痢等火熱疾病,并被臨床證實。

急證施灸

  在宋代,灸法被認為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對急證病患施治,相比于湯藥更具有優勢。在所研究的古籍中,《備急灸法》是宋代出版的涉及艾灸治療急證的專著。該書不僅列舉了許多急證施灸的例子,而且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了創新。如為了應對緊急情況,其不言穴位名稱,而是以圖文并茂的方式介紹簡便的取穴方式。面對急證,簡便取穴使灸法操作的靈活性大大提高。而《太平圣惠方》中對急證,尤其是小兒急證的論述最為豐富。“小兒急驚風,灸前頂一穴三壯”。對小兒急證,取穴需精準量少,力求在最短時間內為小兒提供治療。

  《扁鵲心書》也記載了關于中風、霍亂、婦人卒厥等急證的治療。如對于真氣衰亡所導致的急證,《扁鵲心書》云:“要知保扶陽氣為本”,其認為需要少則百壯多則千壯的艾灸以固護陽氣。現代醫家不乏運用灸法臨床對急證的治療,如王建平通過灸大椎穴治療頭痛、高熱、眩暈等急癥,取得良好的臨床療效。

施灸養生

  宋代重視艾灸預防疾病及延年益壽的功效。從晉代范汪第一次提出施灸預防疾病,再到唐代孫思邈提倡艾灸養生,利用艾灸防病養生的理論初步形成。宋代在前人基礎上不斷完善艾灸防病養生的理論。《針灸資生經·腳氣篇》云:“若欲使人不成病者,初覺即灸所覺處三二十壯,因此即愈,不復發”。其認為部分疾病在發生發展之前通過艾灸即可達到防病治病的功效。《太平圣惠方》中也提出:“灸三間穴……則于未發前,預灸三壯”。宋代認為通過艾灸固護脾腎先后天之本,可達到延年益壽的目的,并認為艾灸具有溫固人體之陽氣的功效,可達到防病養生的目的,除了足三里、絕骨外,艾灸關元、氣海、神闕等穴位同樣能夠養生保健。艾灸防病養生與《黃帝內經》中“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的思想相符合。施灸相對于其他醫療方式方便易學,現今人們對養生保健的需求日益增長,施灸以達到養生及預防疾病的方式更容易推廣。

灸后調護

  本研究顯示,宋代對于灸后調護十分重視,從飲食,起居,情志等方面對于施灸前后的調護均做了詳細的敘述。例如《針灸資生經》云:“既灸,忌豬、魚、熱面、生酒、動風冷物,雞肉最毒,而房勞尤當忌也”;“兼忌思慮、憂愁、恚怒、呼罵、呼嗟嘆息等”;《銅人針灸圖經》提出灸治膻中等穴位后,應“慎豬、魚、酒、面、物等”,這是對于灸后的調護記載。在前人基礎上,宋代不僅完善了施灸后調護準則,而且創造性地提出對特殊病患可在施灸前進行調護,使得艾灸理論在宋代得到不斷的發展和完善。

  宋代許多醫家投身于灸法的研究,這一時期出版的針灸書籍各抒己見,完善了灸法理論,使得灸法在宋代迅速發展。眾多醫家對于艾灸的劑量、施用方式、適應證以及灸后調護有著相似的見解,形成了屬于該時期的灸法特色。宋代崇尚艾灸量足,甚者達到百壯、千壯;提倡灸藥并用和艾灸養生防病;在前人基礎上發揮熱證可灸思想;并充實艾灸調護的理論。灸法理論在宋代得到不斷地完善,并上升到新的高度,同時形成了該朝代的特點,并影響著后世醫家。

  研究宋代灸法給了我們啟示和思考。現今使用的艾條和艾炷規格不一,導致劑量的控制無法標準化。因此艾灸劑量改變對于治療效果的影響值得醫生在臨床中不斷實踐和檢驗。艾灸相對于其他醫療手段有著簡便易廉的優良特點,在豐富的施灸前后調護思想的指導下,艾灸的普及和推廣更值得期待。(薛泰騎 席榕 陳鑫 周妍 周藝巍 張聰 北京中醫藥大學)

  (本文摘自《西部中醫藥》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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